文章题目：应该如何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

1、对文章内容的结构要求

（1）关于职业生涯设计的基本认识（概念和相关理论）

（2）职业生涯设计的方法与应用（主要方法和应用选择）

（3）大学毕业生（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方案

（提示：职业兴趣确定、方向选择、路径选择、总体目标及确定依据、阶段划分与细分目标）

2、请注意论文的行文规范

注1：参照学校教务处颁布的毕业论文要求撰写

注2：第16周随堂提交

根据同学们的要求，我将题目放到这里，以给予同学们比较充裕的时间思考问题并阅读书籍、查找资料。希望能够对同学们的学习有所帮助。

1、对文章内容的结构要求：

（1）2000年以来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数据、实例）

（2）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现状、特点与趋势的分析

（3）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缘由

（4）所存在问题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

（5）关于促进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2、请注意论文的行文规范和提交时间

注1：参照学校教务处颁布的毕业论文要求撰写

注2：第16周随堂交

    2008年9月，一次举世关注的企业购并行为，引发了各方面对“汇源”能否实现持续发展的探究。笔者以为，由于企业在不同阶段的诉求变化，其经营目标以及由此决定的经营发展侧重必然发生相应变化，值得大家关注。

一、    当初的起点——为“卖不出去水果”的农民解困

    “汇源”最初的创立和经营，特别看重为农民解决困难的问题。这可以从创办“汇源”的朱新礼不止一次的强调这个问题感觉到。在汇源集团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和有关媒体的报道里，几次看到朱新礼提起他当年从县机关部门出来办企业时的想法：“从出来创业的那一天起，就想能够为农民做点事”。

     面对果农无法卖出积压在自家仓库和运输车辆上的水果，听到果农说：“卖不出去就吃掉它“的无奈话语，他当初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希望通过生产果汁，解决乡亲们’卖果难’的问题”。可以想见，他最初的起点是朴素而又高尚的——为已经种植了果树的农民在产品出路方面排忧解难。

    企业成立以来，朱新礼和他的“汇源”建成了一批果品加工基地，满足了对几十种果品的加工需求。汇源集团已经在山东乐陵、安徽砀山、河北保定、山西万荣、重庆万州等地相继建设了30多个基地，用实际行动解决了农民“卖果难”的问题。事实证明，在“汇源”的带动下，一些地区的农村初步解决了本地或山区果品积压、运输困难和卖水果成本高、收益不确定的问题。

    “汇源”的作法给中国农业产品加工树立了榜样。 一个“汇源工厂”一年能消耗1亿斤水果，这无疑是中国农民的福音。2008年7月，“汇源”又在广东惠东县设立工厂。一期项目租赁使用80余亩国有土地及其附属厂房，配置6条饮料灌装线，生产经营果汁饮料和纯净水，二期准备新建工厂，从事芒果、荔枝等热带水果的榨汁、冷藏、鲜销业务，同时经营温带水果的果汁饮料，总投资达1.75亿元。它给当地果农带来的果品就近收购和销售价格方面的好处不言自明。

    如果仅以此作为企业的奋斗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汇源”和朱新礼已经实现了当年的目标。

    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质疑“汇源”在企业收购行为结束后下一步行动向何处去。有媒体指出：朱新礼希望成功地溢价出售“中国汇源果汁”是为了谋求所谓“华丽的转身”——间接喻示“汇源”在“套现”之后的决策取向可能“不负责任”。

    在解决了一些地区或农村农民“卖果难”问题的同时，“汇源”已经成为国内果汁企业的排头兵，“汇源”和朱新礼是否会因为已经完成其最初为企业确定的基本使命而收手或转行？这是很多人希望知道的。其实，根据媒体的报道，朱新礼在一次会议发言中已经就下一步“汇源”发展方向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就是把果园种植和果品加工业做大做强”。

二、现在的起点——完善“产业链”， 把果品加工业做大做强

    把果园种植和果品加工业做大做强，意味着“汇源”将向果汁加工的上游方向发展，其具体意义何在？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已经初步明确——即加大对原料产地选择、果品筛选、成品收购和加工环节的投入，在果蔬产业加工的上游形成优势地位，探索建立并完善果蔬加工产业合理的产业链条。

    果蔬业加工的产业链条涉及产品生产、收购、运输、集散及加工等各个环节。从整个果蔬业加工业发展来说，它至少包括品种选择、种植优化、无污染的果品生产、运输、收购以及果蔬汁无菌加工、灌装等环节。从朱新礼的话语中可以得到的答案是：“汇源”不能仅仅满足于在果汁灌装和销售的下游环节获得成就，更要力争在产地、原料、产品品种和果汁深加工等上游环节形成优势。应该说，这意味着“汇源”开始了一个由中国果汁企业中的强者向中国果蔬产业强者的转变。意味着对于“汇源”来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饮料行业正在成为中国成长最为快速的行业之一，其中，软饮料市场不断壮大。据《2008-2010年中国软饮料市场深度调查与投资咨询研究报告》统计：2006年，中国软饮料制造行业实现累计工业总产值136．035．326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4.64％；实现累计产品销售收入144．952．044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26％；实现累计利润总额10．235．889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5.35％。2007年1-5月，中国软饮料制造行业实现累计工业总产值65．070．428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7.11％；实现累计产品销售收入71．425．347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7.18％；实现累计利润总额6．243．065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7.20％。（2008年7月，亚洲联盟咨询网）软饮料行业已由品种单一的汽水类主导发展为包括碳酸饮料、果汁饮料、蔬菜汁等十大类，品牌上千家的市场，其中果汁、蔬菜汁等产品供求增长迅猛，带动行业内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另有数据表明，在美国，超市所出售的饮料中超过2/3都是果汁饮料，其中以100%纯果汁因为营养丰富最受欢迎。虽然中国消费者中的多数人仍喜欢直接食用新鲜水果，但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人们对果汁饮料的接受度也在急剧上升。在全球范围内，果汁饮料正在逐渐成为饮料类消费主流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同。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水果的深加工仍处在起步阶段。中国的水果种植面积约1.5亿亩，年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7%。实际加工量不到水果总产量的10%。实在与中国水果资源开发的需求不相符。尤其从全球角度看，在果汁、蔬菜汁加工方面，中国的果蔬产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品牌上，都处于较低水平。尽管“汇源”在100%纯果汁的生产经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整个行业的水平局限说明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汇源”去做。市场需求要求“汇源”发挥自己的优势，建立健全果蔬业加工的产业链，带动中国果蔬加工产业的发展。

三、    新的历史起点—探究中国现代化农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模式

    笔者认为：“汇源”现在的起点应该在“把果园种植和果品加工业做大做强”的起点上进一步提升，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所谓“新的历史起点”，在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企业创办十六年后成功的创业者和经营团队再次起步的平台高度——企业发展面临历史性转变；2、企业收购行为完成后“汇源”在获取市场认可和巨额资金回流之后的战略选择高度——打造和完善“产业链”；3、借助产业经营的成功经验，探究中国现代化农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发展模式的高度——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助力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

    中国农业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现代化农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其中，新农村建设问题取决于现代化农业的实现。由此，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是根本性问题。从“汇源”来看，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发挥示范作用，至少面临着产业运营模式、企业经营模式、全国原料和加工基地布局和产品结构等方面的问题。

    在果蔬品产业运营模式方面，“汇源”可以尝试建设工业型果蔬品生产基地，引导农民自愿加入，根据当地土地、山岭、丘陵、光照、温度等环境条件选择适合的果蔬品种，推广一体化经营、将果树种植和荒山绿化结合，在一些偏僻、多山、穷困的地区大力推广山林种植和山货加工，带动那里的特色经济发展。

    在企业经营方式方面，“汇源”可以尝试与地方政府、农场合作建设农产品基地，采取吸收当地农民加入产品基地职工队伍的作法，将分散、个人或家庭形式的生产引导到程序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上来。争取形成规范化的生产作业方式，防止生产加工过程中出现搀杂使假现象或质量失控问题发生。提倡健康产品理念，坚持企业诚实经营，探究科学有效的质量保障机制。

    在区域发展方面，“汇源”已经悄然开始了在产业上游的战略布局，建议“汇源”不仅在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更应该考虑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果蔬品基地建设问题。考虑建设与固沙、防风、绿化、环保相关，地区特色突出、天然、健康特色突出的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如沙棘、酸枣、藻类）。目前有待扩展的是西北地区和东三省的产业基地建设。

    “汇源”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变。不久前，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批准了“汇源“博士后工作站正式挂牌，提出了“科技助推现代农业”的口号。这意味着它正在发生由生产型向科技型企业的转变。工作站配备了国际一流的分析检测仪器和成套中试设备，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的技术人才。还将定期举办人才与项目的对接活动，聘请院士、专家对博士后进行传、帮、带、教，切实提高博士后人才的培养质量。这是国家扶植“汇源”的一个实质性举措，是鼓励“汇源”在新起点上走科学发展、现代化发展之路的一个标志。

    昨天的汇源，曾经利用果品收购、加工，帮助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民脱了贫；

    今天的汇源，似乎正力图借助产业投资在一些地方建设新型的果蔬产业基地，促使农村产生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变化；

    明天，汇源能否通过果蔬产业模式方面的探索和企业标准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的效应，带动中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在推动中国现代化农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方面发挥历史性作用？

    第一次握手：与德隆合作——接受惊险与智慧的考量？

    “汇源”的第一次融资对象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新疆德隆（当时是“德隆”主动找到“汇源”，表示了投资“汇源”的意向）。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食品饮料投资商，“德隆”拥有庞大的产业集群和雄厚的资金储备。不仅其自身拥有完备的生产基地和销售网，同时拥有国内多家知名饮料品牌的股权，无疑是当时众多企业之中的一艘巨舰。“汇源”看到了与“德隆”合作的前景，“德隆”方面也有投资“汇源”的意愿。2001年，“汇源”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与“德隆”旗下的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合作，组建成立了合资公司“北京汇源”。“汇源” 同意出让51%汇源的股权，以此融得资金5.1亿。这5.1亿资金的注入。这笔交易使一手创办“汇源”的朱新礼当时失去了对该公司的控股权，但融入的资金无疑为当年的“汇源”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就是凭借这样大胆的股权融资方式，使得与“德隆”合作的两年，也成为“汇源”发展十分迅猛的两年，奠定了其在国内果汁市场的有利地位。

    2003年，“汇源”的掌舵人——长期在企业打拼的朱新礼意识到了“德隆”由于过度的多元化发展而出现的资金链问题，凭借着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对经营风险的警觉，他果断做出结束与“德隆”合作的决定，希望在“德隆”的问题爆发前彻底脱离“德隆”。但“德隆”方面并不愿意放掉这块“肥肉”，因此主动提出全面收购计划，以7倍于合资公司年利润的价格收购汇源集团所持的北京汇源49%股权。但“汇源”没有响应，针对德隆提出的3年后支付收购资金的建议，朱新礼提出在最短的时间里以现金反向收购“德隆”持有的“汇源”的股权。在和“德隆”不断的谈判以及得到地方政府一定支持的情况下，最终“汇源”将7倍市盈率融出的51%股份，按照9倍市盈率的价格购回，成功的躲避了德隆集团崩盘之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承担了一定的债务，但努力将风险降到了最低。

    而在融资合作的两年里，“汇源”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期间，“汇源”投资建立了26个大型果汁生产加工基地，同时果汁生产线也更新到国际先进水平，“汇源”进行的一期、二期投资额约在20亿元人民币左右，初步完成了早期的产业布局，勾勒出了企业长远发展的蓝图。

    第二次握手：“统一”入股——谋求“双赢”的格局？

    在与德隆分手之后的两年后，“汇源”又选择来自台湾的“统一”作为合作伙伴。2005年3月21日，“汇源”与台湾统一企业集团签署了合作合同, 由台湾统一企业集团通过其设在开曼群岛的公司——“开曼统一”投资3030万美元,取得了双方合作的公司5%的股份,汇源集团占有95%的股份。朱新礼表示，“此次合作“开曼统一”占股份的5%，根据双方商定的战略步骤，最初的出资约定是“统一”出资最低不低于5%，未来最高不高于35%，当然也不排除其增资请求”。“汇源”方面的解释是，除了资本因素，双方在产业链和渠道上都有整合的可能和需求。

    此项合作“汇源”以不动产作价投资占95%，“开曼统一”以现金投入占5%。也就是说实际上接近于“统一”用现金购买了汇源5%的股份。朱新礼本人还是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席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统一”在董事会派出成员一名。并且双方约定今后的合作中，“汇源”、“统一”可以相互派工作人员到对方办公地点沟通。

    汇源决定融资“统一”一定考虑到了股权融资的价格问题。高达20倍市盈率的收购价格，得以很快再次充实“汇源”的资金池，有助于“汇源”继续发展企业经营网络。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双方确有合作发展的空间。当时，汇源在大陆常温果汁市场的占有率约为8．1%，落后于台湾“统一”。“汇源”本身具有丰富的原料供应优势，与台湾“统一”合作，双方可以共用原料采购、果浆加工等资源，但双方仍然保持各自品牌，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目的，同时也能够壮大“汇源”在产业上游的地位。而台湾“统一”希望投资“汇源”后，能够借助“汇源”纯果汁的品牌优势快速扩张其在内地的市场占有率。虽然台湾“统一”当时在常温果汁饮料方面有着一定优势，但是在纯果汁市场却是一片空白，凭借与“汇源”的合作，可以提高市场占有率，最终达到双赢的效果。

    在与台湾“统一”短暂的合作期间，一直就有消息宣称“汇源”将于当年第三季度赴香港上市，且上市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已和多家券商进行了接洽，但此后一段时间内却了无音讯。

    第三次握手：联合“达能”等投资方，实现“成功上市”？

    与台湾“统一”的合作不到二年时间，2007年2月，汇源集团的子公司“中国汇源果汁”最终成功登陆香港主板，成为香港上市公司。同时，汇源宣布全球知名跨国食品饮料企业——法国达能集团等四家外资企业以2.225亿美元，买下其下属公司——中国汇源果汁控股有限公司35%的股权（与此同时，前一年多刚刚买下“汇源”5%股权的台湾统一企业，当天下午也在台湾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正式宣布与“汇源”“短暂婚姻”的结束）。

    除了达能外，此次参与“汇源”融资过程的企业还包括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专业投资公司——美国华平投资集团、全球三大发展银行之一的荷兰发展银行以及香港惠理基金等3 家企业，共同投资“中国汇源”2.225亿美元，买下中国汇源35%的股权，与“汇源”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其中，法国达能占据主导地位，持有中国汇源22.18%的股权，总投资1.41亿美元，且达能派驻一名董事，另设独董一名，参与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决策当中。

    早在2004年初，国际知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就希望将他们的“蒙牛模式”复制于“汇源”。当时，在刚刚从“德隆”手里购回股权的交易中，“汇源”花费了大量资金，再加之各地投资建厂使“汇源”积累了不少负债，解决资金紧张确实是当务之急。但“汇源”却毅然否决了这一提议，除融资合同本身含有“赌博”成分，风险性巨大之外，“汇源”似乎还有其他的考虑。现在看来，与“蒙牛”引入战略投资者不同的是，在“汇源”的融资运作中除了吸引货币资本之外，还增加了国际化产业合作的因素。“汇源”更加看重的是“达能”所具有的国际食品饮料投资方的身份。引入国际食品饮料投资者“达能”，并且允许其参股比例高达22.8%，是为了使“达能”能参与到“汇源”的经营运作中来，显然“汇源”的决策还注意到了联合产业投资者可能带来的经营合作潜力。

    借助融入资本的实力，以及企业家的魄力，“汇源”一方面继续大力拓展其地域和产能方面的布局，另一方面注意了年度产量和产品销售量的提升。2007年中国汇源果汁销量达到100亿升，同比增长187%，占据国内纯果汁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在国内中浓度果汁市场上，占有约38%的份额。短短几年内，“汇源”成为了国内最大的果汁生产商之一，通过不断的股权融资，“汇源”已经在国内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四次握手：携手可口可乐，争取实现国际化发展目标？

    可口可乐最近两年在不断更新他的产品，推出了包括“零度”无糖可乐，“健怡”可乐在内的多种改进产品，这是它重塑“健康、时尚”形象的前奏，但是可乐类饮品面临市场竞争的颓势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可口可乐确实需要面对现实，调整产业战略以应对这一问题。也许正是为此缘故，它向“汇源”伸出合作的橄榄枝。

    “汇源”则在不断投资果蔬业生产和加工基地的同时，又一次开始感受到资金对发展速度的制约。由于改变以往单纯由果农提供货源所造成的果品结构约束和早期即隐约可见的产品源头安全影响的需要，（近期在奶产品行业暴露得比较充分），“汇源”在考虑进一步梳理果蔬品在生产、运输、收购、集散等各个环节的关系，健全果蔬业产品在品种选择、种植优化、无污染生产和运输以及无菌加工的产业链条。一方面需要完善并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总体布局，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大对加工基地和原料基地的投资建设力度。也许就是为了防止资金的瓶颈约束问题再现和保证企业的长远持续发展，在可口可乐的邀约之下，“汇源”有了借助第四次握手，争取加速实现国际化发展目标的设想，转让下属子公司，赢得全球合作发展空间的决策由此而生？

    每一次握手，都有新感觉？

    从“汇源” 几次借助股权出让选择合作者的融资策略应用来看，每一次对外转让股权，基本都达到了加速企业发展、提升企业实力和形象的目的，确实产生了企业规模越做越大，经营之路越走越宽的实际效果。经营者为此有不断复制成功经验和效果的想法自然合乎情理。

    一般认为：资源优势、购并整合、国际化发展是企业做强做大的三大途径。从“汇源集团”近期以来的发展轨迹看，其整体的发展规划思路似乎与此暗合。而当企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影响往往会超出当初的预期。如此看来，这样的握手应该还会不断发生。

    也许在若干年后，我们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

    ——在国外任何一个国家，你走在街头感到口渴了，不远处就有一台自动售货机，你投进1个价值单位（美元、欧元或人民币）的硬币，发现在里面能够找到的不仅是可乐、雪碧、七喜，还有各种口味的果汁和其他饮料。你选择了一盒梨汁饮料，品牌是汇源或其他商标名称，而里面的果汁来自中国山东的莱阳或安徽的砀山。

    ——在中国，无论是大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还是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都座落着一座座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基地和“汇源”的果蔬品加工基地。车辆的长龙源源不断地把来自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的鲜美水果蔬菜运送到“汇源”的果蔬加工基地，加工出安全、卫生、健康、美味、价值含量更高的鲜果蔬浓缩汁，再通过全球的物流网把一瓶瓶的浓缩果汁、菜汁原浆配送到世界各地。

    “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蒋泽中

 附注：

     在这篇文章材料的收集、整理上，我的学生胡斌提供了很多帮助，特此致谢！

    美国华尔街曾经有一句名言——“不要试图接住下落的刀子”。劝告投资者不要急于在市场急剧动荡或下跌时入市，否则无异于“试图接住下落的刀子”。因为在市场大势难以准确把握的情况下，具备经验的操盘手尚且难以准确拿捏分寸，新手入场更难免被“下落的刀子”所伤，成为最后承受风险损失的替罪羔羊。如何参与，应根据相应的收购兼并行为是否能够带来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化——企业购并的根本目的而决定。

一、我们正面临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重组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重新确定市场资源配置关系的问题。应该注意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着手，着力推动社会经济由热衷于发展虚拟经济向重视实体经济投资回归。

1、财富价值主要由实体经济创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财富价值主要由实体经济创造。因为价值实际上是由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所创造，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即通过资源有组织的实际配置，借助生产经营过程，形成在实际产品上的价值凝结——劳动价值的物化和资源配置过程中由于资源相互作用而导致的价值增量生成。目前，由于一些国家过于注重市场交易所产生的价值量增加或杠杆作用——例如股票交易显示的企业价值增加或资金投放交易过程中显示的货币价值逐级放大，忽略实际价值增量支持，导致实际经济发展中出现大量泡沫，价值虚增现象十分突出，一旦虚拟的泡沫破裂，必然直接引发社会经济动荡。

2、经济领域已出现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的努力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出现，社会开始反思由于虚拟经济负面变动对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产生的不良影响。实体经济为何疲弱？虚拟经济会否崩塌？在当前经济条件下，相关行业和企业的经营额度变化、市场份额增减、以及年度利润、财务实力和流动资金状况倍受关注，影响着投资者信心和经营者的抉择。在华尔街金融风暴骤起的时刻，某些知名企业或投资高手纷纷出手，入资中国市场，参股或收购企业，如可口可乐收购汇源集团下属子公司，巴菲特参股国内汽车企业。对比近年来国际国内很多企业忙于参与证券市场活动，力图通过炒作升值牟利的现象，明显释放出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信号。应当可以看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的努力。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二、资源重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现象

    资源配置随社会生产方式改变和生产力水平提高而不断变动是一种规律性现象。通常意味着经济运行活力的提升和经济效率的改善。

1、资源不断重组是个人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需要

    资源重组是指资源从适应发展和配置效率要求出发，在配置方式和配置关系方面不断变动的状况。

    对个人来说，在处于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不同阶段时，与他学习相关的课程、活动场所乃至桌椅床铺等，无一不在发生相应的变动——资源组合的变动。他所应用的学习方式、与家长、老师、同学、玩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关系组合的变动。在其中，课程、教具、场所、老师、家长等构成的教育要素，同学、玩伴、食堂、桌椅床铺等构成的生活要素都在发生变化。所表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源不断重组。对于组织来说，这种资源重组有助于员工形成其隐性的价值内涵，形成个人健康成长。但只有当生产设备、计算机程序、行业工艺技术等与他组合在一起时，才开始形成由经济要素构成的经济资源组合，此时，资源重组所蕴涵的目标是伴随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所创造的价值增量（如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优秀人才的成长，如他们参与创建的苹果电脑公司和微软公司的发展）。

    由此我们知道，资源重组的问题实际对于我们并不陌生。能否强制性地要求资源配置始终处于初始配置状态，即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始终处于幼儿园或小学阶段的特定条件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2、一些企业正面临类似的问题

    企业在经营发展中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由于存在着部分要素状况的不断变动，原有的资源组合可能很快由原来的相互适应转为一定程度地不适应。原有的资源要素不再能有效地发挥应有的组合作用。如果继续强行维持资源配置处于原有状态，资源关系的冲突可能使得经营基本因循以往经营思路的情况出现，组织出现应对新环境的能力差、最终导致资源组合的综合效益低、抗风险能力欠缺等问题（华尔街的金融企业普遍面临这一方面挑战，其中雷曼兄弟公司近年来的经营问题比较典型）。

    在此情况下，要求投资者继续投资旧模式下的资源组合是不合理的。从社会发展角度讲，资源分配和消耗方面的浪费或低效要求资源要素重组。企业收购兼并就是完成资源重组的一种有效行为。它不仅是一种企业行为，更是一种经济资源再配置行为 （所以美国政府支持有关企业对美林证券和雷曼兄弟公司的收购努力）。在目前中国的市场环境下，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购并多是遵循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将资源要素引向最需要、最能产生效益的经营组合的行为活动，促使资源要素在不断的流动中形成动态的尝试、比较、选择，逐渐形成新的经营组合。

三、收购兼并——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和市场竞争效率提高

    通过企业收购兼并行为所带来积极的协同效应，可以实现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带动行业效率改善，促进竞争效率提高（垄断行业例外）的作用。

1、企业收购兼并行为可以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

    企业收购兼并行为能够产生的协同效应一般包括经营、财务、企业发展、科技进步、市场份额和资源配置等六个方面：

     经营协同效应指一旦收购与兼并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携手运作，一般能够产生经济上的互补效应，形成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从而降低成本，增大收益。财务协同效应主要指收购兼并给企业带来的财务效益的改善。这种效应的取得不仅仅是由于效率的提高而引起，还有财务处理、证券交易等方面作用而产生的益处。企业发展效应指企业借助收购兼并等外部交易行为，实现较依靠内部积累实现逐步发展更加快捷的经营扩张。科技进步效应指企业收购兼并行为能够带来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通过生产要素方面的新组合，实现所谓“技术创新”。由企业交易形成的研究开发能力、资金保障能力和成果利用能力的组合有助于技术在行业内的引进、开发、应用和扩散。市场份额效应指企业通过收购兼并行为，增加或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借以实现市场地位提高的效果。资源配置效应指在市场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合理、有效的市场配置和再配置，形成资源价值创造的增长效应。总体上看，上述几个方面效应的根本是建筑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基础之上的。

2、积极的协同效应带动行业效率改善和市场竞争效率提高

    目前，一些企业、媒体和社会公众往往对企业收购兼并行为带来的市场份额方面消极影响比较关注，而对相关积极效应所带来的行业效率改善和市场竞争效率提高有所忽略。

    实际上，市场份额效应在目前我国实际市场容量较大、可替代品较多的实际情况下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尚不显著。而一次成功的购并活动之后，由于对原有要素的重新组合配置，一些原本闲置的资源要素将被激活，使资源组合体的经营效率达到新的高度，由此产生经营费用降低、固定成本摊薄和总体收入增加——即费用节约和收入增加的效果是明显的。

    由此可推动行业效率改善。由此引起的行业竞争结构改变及竞争关系调整，一方面使收购方的地位更加醒目，另一方面使被收购方在交易中的讨价还价能力提高，而业内其他关联公司则必须就其产品或服务付出更多的技术改造或经营改善方面的努力。行业内部资源整合使其中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的企业面临可能被逐渐淘汰出局的结果，进而引发其提高自身产品质量和改善经营的行为，促进行业内成本费用率的降低和经营效益比率的提高，推动行业效率不断改善。

    带动市场竞争效率提高。维护市场竞争状态良好和促进市场竞争效率提高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但其中的要害问题不是某个经营实体的强大，而是其他市场竞争对手是否存在并且也同时壮大。如果伴随着企业收购兼并行为的不仅是收购方的强大，还有被收购方的壮大，其行为就不仅是无害的、更是有益的。

    我们可以“壮大的竞争者”来形容那些原本弱小、通过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行为不断壮大总体实力的企业。通过自身经营积累或市场交易过程，企业都可以实现发展壮大自己的目标。只是两者存在着速度、效率方面的不同。历史的经验证明，借助市场交易过程获得资本溢价往往比自身逐渐形成收益积累更加快捷。当企业借助市场机会完成类似交易的时候，他们的总体实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增强。使所有竞争者面对的是更具有竞争实力的对手和竞争更加充分的市场。需要注意：此类收购兼并行为带来的不是市场竞争效率弱化，而是市场竞争效率提升。

3、用“共赢”代替“接刀”

    当全球经济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时，通过收购兼并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是企业或投资者规律性的经营选择。但此时要注意“共赢”而不要“接刀”。

    虚拟经济中的交易关系常常表现为“零和博弈”——即伴随着一方获益的是另一方的损失。而实体经济中的交易关系则可以更多的表现为“双赢或多赢”。对于有人呼吁：“中国的机会来了！中国资本应该抓住机会“进场抄底” ，笔者以为：从理性的角度判断，“共赢”胜于“接刀”。

    我国一些不够明智的“接刀”行为，其实际教训已经十分明显。一年来，先有中投公司参股美国“黑石”公司而出师未捷、资本金价值缩水数十亿美金的损失，后有中国平安先后三次出手238．74亿人民币收购国外企业股权，目前浮亏达到157亿人民币的惨痛。近期更有荣智健领导的企业损失上百亿的投资行为暴光，策动上述投资行为的某些专业人士可能原来也以为自己已经是个中高手，从目前已经发生的以亿为计算单位的损失数额和70%左右的亏损比重来看，教训可谓深刻。实例已经证明“接刀” 不易。既然“下落的刀子”不好接，在虚拟经济活动中与巴菲特、索罗斯等海外高手比较起来仍然专业水准不高的我们，还是不接为好。

    为了实现实体经济资源配置优化的目标，我们应该积极应用资本引进、股权溢价的方式，通过优质资源的组合，创造“共赢”。借助别人参股、控股我们一些经营实体。将外部投资实体带入我们的整体经济运行。其作用在于或将外部优质资源融合到我们的经济发展运行规划中来，为实现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助力；或带动国内企业经营行为融入到著名跨国企业全球化经营中去，实现跨区域合作。从这一角度出发，应该能够看出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巴菲特投资“比亚迪“对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也有助于理解拒绝“微软”的协议收购之后的今天，“雅虎”股东在股价大幅度缩水的背景下对杨致远不满意的缘由。

    如何把握企业收购兼并的良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既可以通过低价收购他人的股权或资产来完成，更可以通过溢价出让自己的股权或资产而实现，前者的效应在于着眼以后可能出现的盈利，后者的效应是现在实实在在的得到“赢”的结果。

    在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下属企业协议收购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汇源”的交易中，形式上的参与者是收购方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下属公司和被收购方“中国汇源果汁”。实际上的博弈者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北京汇源集团、法国达能集团和美国华平公司（他们分别占据第二、三大股东的地位），还有众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们。没有他们的参与，此项完全收购的交易不可能完成。

    一般人们容易形成这样的认识误区，即以为企业收购兼并行为的结局肯定是一方获利、一方受损。其实，进入新世纪以来，企业收购兼并行为的结果不仅仅表现为有胜有负的零和博弈，更多出现的是“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此次企业股权交易中，涉及交易的各方就都是赢家。

1、可口可乐——赢在收购优质企业，有助产品结构改善

    作为这场交易的主要参与人之一，收购方可口可乐集团应该是做了一笔合算的买卖。如果收购成功，可口可乐便增加了一个包括果汁成品罐装以及销售的经营实体，并且拥有了一个在中国饮料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产品品牌。

    众所周知，可口可乐是今天全球饮料业的强者。但是，可口可乐目前也面临重大的挑战。以可乐类为主的碳酸饮料主要成分为糖、色素、香料及碳酸水等，饮料中含有大量糖份，过多摄入易致肥胖症。由于常喝饮碳酸饮料不利于人体骨骼发育健康，目前，在美国大部分中小学的自动售卖机里，已经禁止销售可乐类饮料。使可口可乐在美国本土的销售增长率正呈逐年下降趋势，数据显示，过去几年可口可乐在欧洲和美洲地区销售增长率从9%降到了2%，其美国本土5%的年增长率也下滑为1.5%。可口可乐确实需要面对现实、调整产品结构以应对这一问题。由于有数据表明，在美国，超市所出售的饮料中超过2/3都是果汁饮料，其中以100%纯果汁因为营养丰富最受欢迎。于是，可口可乐把目光投向果汁饮料，投向了“中国汇源”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

2、“汇源”——赢在溢价出售旗下部门，把握收益和发展机遇

    作为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汇源果汁”的第一大股东，汇源集团在此次交易中得到的实惠也是明显的。可口可乐对“中国汇源果汁”的全资收购出资达到25亿美元，折合约189亿元港币。相当于收购公告发布前一天“中国汇源果汁”市值的3倍，为“中国汇源果汁”上市发行价的2倍，如果此项交易能够成功，汇源集团借助股权交易将获得其中的７４亿元港币。

    据有关媒体报道：新浪网调查显示有近８０％的网民反对此次收购：认为汇源被收购是在消灭民族品牌，作为企业家朱新礼这一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应该说，网友们对国家经济和民族品牌的关心是值得敬佩的。但反映出来的却是由于一些媒体对相关企业的情况没有介绍清楚而产生的误解。因为，有些媒体报道传递出来的信息有：“’汇源集团’被完全收购了，朱新礼拿着一大笔钱财走了，准备上哪里去不知道。”的错误导向。实际情况是：总部设在北京的“汇源集团”借助出售所控股的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中国汇源果汁”的股权，获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回笼了充足的资金，用以壮大“汇源集团”的实力，支持集团的整体发展。“汇源集团”还在，朱新礼还执掌着“汇源集团”经营发展的舵轮。

    汇源集团不仅借助溢价出售旗下经营部门获利，还借此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商定就果汁原料采购与配送方面进行合作，着力于实现借助“可口可乐”的全球物流配送体系，扩大果汁原料、成品果汁的生产规模和覆盖地域，全面融入全球饮料市场的战略目标。如果说，“可口可乐”是赢在对中国市场的进入方面，是赢在未来；汇源集团表现出来的则是已经有摆在眼前的现金流量和资本收益，已经赢在了现在；同时，又谋求借助“可口可乐”全球运营体系的辅助，进入国外的一些新兴市场，着眼于把握未来的发展机遇。应该说，在与跨国企业的经营博弈中，“汇源集团”不仅丝毫不落下风，在整体的布局谋篇上似乎还略胜一筹。

3、“其他股东”及社会公众股——赢在投资回收成功，收益回报丰厚

    根据2007年的有关资料，其他股东中包括法国达能集团、美国华平集团、全球三大发展银行之一的荷兰发展银行以及香港惠理基金等。其中法国达能集团和美国华平集团这两家企业相信国内的企业经营者及社会公众已经不再陌生。近几年，他们频频在中国出手投资快速成长的中小企业，谋求分享企业在成长壮大期间的利润成果。这一次，借助可口可乐的参与，上述股东也成功实现了“套现”，完成了资本“退出”或投资价值增值的目标。2年实现收益翻倍，利用资本运作瓜分利益蛋糕。他们赢在对项目可行性的准确把握和对企业经营前景的正确判断基础上。得到了预期的投资回报。

    相信香港的“中国汇源果汁”其他社会公众股股东也是满意的。他们购买“中国汇源果汁”的股票，不排除可能有支持大陆企业的情结，但更多持有的应该是投资国内知名企业所属的上市公司能够盈利的信心。这次交易证明，“汇源集团”没有让他们失望。特别是在目前全球金融风暴风雨欲来，证券市场投资者信心动摇之际。

    由此看来，“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交易实现的是多赢——参与各方都是赢家。但笔者以为：最大的赢家应该是“汇源集团”。因为通过转让下属的子公司，企业可能实现有形资产的增值和无形资产的价值变现，在目前经济形势微妙，全球金融面临危机的时候获得了堪称空前的投资回报。如果运用得当，企业将争取到加快完成新的产业布局的机会。而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合作的约定，将促进企业加速发展壮大，使“汇源集团”拥有由国内知名企业向著名跨国企业转变的可能。

                                                    蒋泽中2008.10.18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日益深入，国内企业收购与兼并的行为日渐活跃。近期以来，引人瞻目的企业收购行为不断发生，有境外人士提出：中国正在进入企业收购兼并的时代。笔者以为，这一提法显得过于乐观。但相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企业购并，目前中国境内，企业实施善意收购的表现十分突出（近几年连续出现的“联想”收购IBM公司PC分部、“国美”收购“大中”、法国某企业收购“苏伯尔”都属此列），使得收购行为成功几率迅速加大，确是事实。也堪称近期企业收购兼并活动中的亮点。

由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收购与兼并行为的区分和实际内涵了解不足，在一段时间内，一些企业和公众表现出盲目乐观于国内企业跨国购并境外企业的努力和对跨国企业购并国内企业的些许恐惧，流露出以单纯政治视角或直觉情绪影响下的心态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行为而产生的一些担忧。笔者认为：促使社会各方面对此类问题形成正确认识十分必要。

一、    如何理解善意收购

企业收购与兼并是微观经济组织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战略目标或财务目标的行为。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它是通过市场选择的方式实现社会经济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布局调整的一种较佳途径。

企业收购和兼并尽管在实际中常常被统称为购并或并购，但是二者实际上在不少方面存在区别。其中，企业收购是以谋求目标企业经营或资产控制权为目的的一种行为。企业收购作为资本经营的一种方式，其对企业自身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可以实现企业的超常发展，有利于企业的规范运营方面，同时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有助于社会生产要素的重组，促进社会经济要素的充分高效利用。

企业收购作为一种特殊的经营行为，通常既可以是收购方企业的特定经营行为，也可以是被收购方企业的一种经营选择。根据买方与卖方各自对收购的态度，企业收购可细分为敌意收购和善意收购。其中，善意收购是可以在一次企业收购行为中同时使收购方和被收购方各自实现其战略目标或财务目标的行为选择。通常指收购者在被收购企业同意并协助下依法收购被收购企业股份，以谋求该公司控制权的行为及过程。

善意收购一般先由收购企业与被收购企业高层管理者进行接触，商讨有关收购的各种事项，例如资产实际价值评估、可接受的交易价格、附加收授条件等等。被收购公司可主动向收购者提供必要的内部材料，双方共同分析收购中存在的问题，就初步商定的条件讨价还价，在双方都可接受的条件下签订收购协议，最后经双方董事会批准，以及股东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赞成通过，从而完成收购行动。

由于事先双方对于进行收购行为的目标诉求和收购完成后的企业运作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了解或共识，多数股东认同或能够接受彼此提出的条件，此类收购行为比较容易成功。同时，由于比较容易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当市场对于双方携手后的经营前景看好时，伴随企业收购行为而出现的常常是企业股价的大幅攀升和相应市场的振作，不仅给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带来一定的溢价收入，也给相关市场带来明显的生机。对社会经济运行形成明显利好。因此，企业收购的概念或具体行为常常被称之为有力促进证券市场活跃的“助推器”。

二、        善意收购有什么特点？

善意收购具有的显著特点包括主动性、协商性、互利性、合法性等。

1、主动性。善意收购的主动性来自于收购涉及的双方，具体表现在：

主动寻求共识。所谓主动性，是一种双方对交易形成默契的表现。因为双方都从自己的角度充分考虑了购并的结果对于本公司或企业的利与弊，因此都愿意促成收购行动的完成，都有心理上的主动，所以收购是在双方商讨下达成的利益一致的共识；只有在这种共识下完成的收购才是善意收购。

主动提供资料。双方的主动性还会通过彼此提供资料的行动表现出来。从被收购方的角度看，需要主动向收购公司提供必要资料，如年终报表、中期业绩表和现金流量表等会计报表及相关的法律文件，尽可能方便收购方对被收购公司进行详细的分析，确定合理的收购计划，从而推进收购的进行；从收购方的角度，也会主动向被收购公司提供必要资料，以便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比较全面地向公司股东介绍购并案件发生的缘由和收购方的情况。

2．协商性。所谓协商性，指收购虽然是在收购双方共同意愿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双方仍然会有各自利益诉求方面的不同，由此为各自的利益而锱铢必较的情况难免发生。因此，就收购的价格、条件等问题的磋商不仅在收购前期会产生，而且会贯穿在整个收购过程的始终。但为了促进购并的顺利进行，一般购并双方都会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看重合作发展或行业选择的大利益，只有如此，收购才会最终顺利完成。

3．互利性。所谓互利性，顾名思义是指收购对收购双方都有益处。从收购方的角度来说，收购按计划完成标志着实现收购前所定的目标：即取得被收购方公司控制权或占有相应的股权比例；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被收购方面自然也能从购并中得到相应的利益和效益，例如得到最新的技术、使其产品能够更快地更新换代，从而在市场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或得到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为充足的资金；另外，对于所有股东来说，则可以通过股票转让得到自己满意的股票溢价，即资本利得。可谓一举三得，何乐不为。

4．合法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合法性是企业收购兼并必需强调的一项基本的交易原则。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遵纪守法是成功公司的重要秘诀。企业交易行为必须对所有股东透明，严格遵守必要的法律程序，不允许个别股东或经营层单独交易。这是侧重对公众股东的利益保护。因为公众股东大多数是小股东，易受股市交易表象的影响，投资风险较大，是需要法律着重保护的一个群体。

三、善意收购中收购与被收购方企业主要追求目的

    善意收购立足于对交易双方的需求满足。即形成由市场规则决定的等价交换。在此，交易各方所追求的主要目的能否达到是关键问题。

1、             收购方目的何在？

收购方通常有促进企业经营地位改善或规模扩大、实现企业战略扩张的目标；或是借助实现市场准入、经验共享和产品互补的方式，达到企业总体效益提高的目标。

首先，企业可以通过收购行为快速有效地进入市场，实现企业战略扩张。当企业涉足一个新的经营领域，往往会面临在全新的市场上的营销渠道不畅，市场信息不足，推销经验不足等系列困难。通过收购这一途径，利用被收购企业的市场资源，可以有效地降低进入新领域的障碍。这往往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企业收购有利于实现经验共享和产品互补。我们这里所讲的经验包括企业在管理、技术、市场、产品、专利等方面的经验，甚至还包括企业文化、企业形象塑造等。这些经验是经过多年的经营积累下来的，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因此借鉴对方企业的这些实践经验有利于另一方企业尽快融入到相关领域的经营之中。如果原本存在产品差异，收购完成后则能够丰富收购企业的产品结构。

2、被收购方目的何在？

有人以为伴随着收购行为完成的一定是被收购方面的耻辱或失败，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人们往往低估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被收购方面在允诺出让企业股权时的价格谈判能力。事实上，收购协议能够达成，多数是以被收购方获得明显的经济、技术或市场方面的补偿作为交换条件的。也就是说，被收购方多数是以自己利益的获取和综合实力的壮大作为基本条件，借助企业交易行为，立足争取实现自身持续投资、持续经营和长久发展的目标。

一方面，争取获得资金方面的较多补偿或科学技术应用方面的支持。资金方面的较多补偿对壮大企业实力作用巨大，不用多说。而工艺技术在实体经济发展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在成本、质量上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上的竞争，而对一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实际应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财力、物力。因此，许多企业为了获得某种专业技术，获得生产技术和产品技术上的优势，往往借助于购并手段，实现对相关领域的进入。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比较多见。

另一方面，争取获得市场或产品经营风险方面的对应补偿。对于一个地域性企业来讲，和另一个地域性企业的合作往往是出于巩固市场份额的目的，和一个全球性企业合作的主旨则往往出于消除产品经营风险的考虑或市场方面的互补诉求。地域性特点突出的企业可以通过收购行为，完成从原有经营环境向更加广阔领域的拓展，以此降低经营风险、保证收益稳定，提高企业整体经济效益。

同时，收购可能使被收购方的经营角色出现双重效应，即可能使被收购方与收购方形成局部竞争与整体合作并存的角色分配，即双方在局部——某地域市场（如中国市场）可能依然属于竞争关系，但是在整体的市场格局里（如国际市场）则成为合作的伙伴关系，这是可行的并且有利于收购交易双方。

摘要：

    几年来，国内关于铁路“春运”价格调整问题的争议持续不断，近期，政府有关部门关于“春运不再涨价”的决策再度引多发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和吴敬琏先生等经济学家建议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调整价格之间的争论。本文通过对国内铁路产品的性质分析指出：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主张“春运价格”按照“供求关系”进行调整的观点值得商榷。目前国内铁路“春运”所提供产品在性质上应该属于公共品，解决“春运价格”问题，应从公共经济学立场出发，坚持公共选择而非市场选择的原则，认真听取民众意见——特别是受实际决策影响较大的社会群体的意见，以低成本补偿和资源效率提高为导向，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

关键词：“春运价格”  公共品  公共决策  公共利益维护  商榷

    据媒体报道，2007年“两会”期间，在一次全国政协经济界别的小组讨论上，吴敬琏先生在谈到今年政协的提案工作报告时提出：多数经济学家不赞同春运不涨价的提案，因为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其实质是一种价格扭曲，将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价格由供求决定，而不是由道德决定。对于打工者可通过其他办法给予补偿，如补贴等。

    可以看出，吴敬琏先生在这里的意思表示是：他不赞同春运不涨价，多数经济学家也不赞同；“春运价格”应该根据供求关系调整。

    笔者以为，先生主张并确有一些经济学家支持的“春运价格”应按照“供求关系”进行调整的观点值得商榷。原因在于尽管按照经济学一般理论，依靠市场机制中的价格变动来调节资源流动、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作法没有错误，但其并非适用于所有社会产品。在现实生活中，市场规律对公共品领域的供给经常是无能为力或作用甚微的。由于目前我国铁路“春运”尚不是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产品，因此，单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调整其价格的观点明显有失偏颇。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其价格选择或调整的决策更应依据公共选择与公共利益维护的需要。

一、    我国铁路“春运”产品的性质归属

    根据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是毋庸质疑的，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铁路“春运”是否已经构成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即经济学中所说的私产品）。笔者以为，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目前中国的铁路“春运”尚不是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产品，因此，单纯根据“供求关系”对其进行确定或调整明显不符合其产品性质特点要求。

（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产品实际有公共产品与私产品的区分

    现代经济学倾向于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经济主体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大类，由此，其各自提供的社会产品实际上也被划分为公共品和私产品。当作为公共部门主要代表的政府与私人部门的主要代表—企业和居民共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时，其各自的行为方式和目的有着本质方面的不同。企业和居民可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和目标，在具备市场竞争和其他投资者进入的条件下，其投资经营的产品被称为市场意义下的商品，也称之为私产品；政府则以社会的公平、公正为主要目标和方向，所提供的产品以公共品为主。

    根据经济学家萨缪尔森（Samuelson）的观点，所谓私产品，是对在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的一类物品或者服务的概括，它们是排他的、具有很强竞争性的物品。萨缪尔森认为：纯粹的私人物品是指只有获取某种物品的人才能消费这种物品，或私人物品一旦被消费或使用就不可能再被他人所用。公共品则是指任何一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别人对其消费的物品，即只要一定数量的纯公共物品被生产出来或被提供，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对其消费的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按照现在国际上一些学者的观点，公共品还可以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如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指出：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公共物品是“纯公共物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物品是“纯私人物品”。但在现实世界中，还大量存在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商品，可称作准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

    在此基础上，又可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存在状况将公共物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纯公共物品又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特殊意义上的纯公共物品，如收入分配、政府经济措施；另一部分则是现实意义上的纯公共物品，如国防、外交、法律法规等。第二类是准公共物品，即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

    准公共物品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规模经济有联系的物品，称为自然垄断型公共物品，如下水道系统、供水系统、铁路运输系统、电力输送系统等，这类公共物品一般都属于社会基础设施。另一部分则被称为优效物品（merit goods），即不论人们收入水平如何都应该消费或得到的公共物品，如社会卫生保健、住房、中小学教育、必要的娱乐设施、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等。准公共物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即当准公共物品达到“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消费者，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

 （二）国内铁路“春运”准公共产品性质明显

    根据实际情况考察，我国目前的铁路“春运”实质有应用公权力运作、大量占用公共资源、对公共利益影响大、社会公众关注程度高的特点，明显不属于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私产品。

    首先从部门归属性质看，其实际负责部门为国家行政性部门。众所周知，中国负责铁路建设和营运的部门是铁道部，而从铁道部的行政隶属关系（隶属于国务院的行政部门）和运作方式（其主要投资来自于国家财政，全国的运营基本由铁道部掌控，下面的各路局主要对铁道部负责）观察，铁路部门目前在性质归属上并非企业。实际上，以“春运”需求增加造成投入增加、经营成本增加、效益下降的理由要求调高价格以保证利润的诉求依据属于企业——营利性经济组织的要求，而铁道部作为国家行政性部门，不应有经营以牟利的诉求。

    其次，从生产运营与资源配置方面看，铁路部门主要依靠的是国家行政力量而不是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铁路部门不仅投资依赖于国家财政，其对资源的占有与调配主要依靠的也是政府或其他部门的行政力量而非市场力量，铁路的修建和运输线路的制定或调整，都属于国家重大公共决策而非单纯企业行为（如近期的青藏铁路修建与通车）。

    事实上，近几年国家财政对铁路的资金投入还在不断增加。如果一方面以国家计划的形式和行政力量配置资源，一方面又以市场供求关系作为价格调整理由，其行为必将造成资源配置与运营模式的扭曲，是明显与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不符的。在没有完成向“以市场经济模式配置资源”方面转变的改革目标之前，依然适宜采用由国家有关部门按公共政策需要实施调控以照顾社会公众利益诉求的举措。

    再次，从产品或服务提供看，铁路“春运”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明显具有非竞争性特点。目前铁路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并未实质性完成，其有效率的生产运营实际仍由政府主管下的行政部门（铁道部）组织提供，产品与服务的非竞争性特点十分突出。由于长期由国家承担投资和具体建设任务，对于其已经形成的网络布局与站点、线路，市场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可与之一较短长的竞争对手或替代品，没有谁能够在长距离旅客运输和地域覆盖等方面与其构成实质性的竞争或替代。

    还有，从消费选择角度观察，“春运”产品 “拥挤性”的特点表现突出。多数“打工者”尽管感受到消费者的应有权益在消费过度集中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应有保障，但在“春运”期间返家的问题上却几乎没有另行选择的余地（也因此，尽管“春运”期间铁路部门没有能够有效解决大量出现的有票无座、乘坐环境差、服务下降问题，公众依然需要以全额票价的代价乘坐，有些乘车者由此提出经济性补偿要求也不能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我国目前铁路运输所提供的“春运”产品非竞争性和拥挤性等准公共品的一般特征非常明显。在理论上应该属于公共品范畴，在实际上也不适宜纳入私产品的范围。

二．“春运”价格决策的原则、导向与以往“听证”中的问题

    “春运”产品性质上既然属于准公共品，其价格决策所依据的原则和导向也应当满足公共经济决策的要求，即政府部门不谋求经济利益，在尽量减少消费者负担的同时，既尊重社会公众意愿，又注意社会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

（一）“春运”价格决策应该坚持“公共决策”的原则

    由于“春运”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属于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笔者认为， “春运”目前在价格调整、产品改善方面应该从公共利益诉求满足、公众满意角度出发，坚持“公共选择”的原则，适应现阶段社会公众的需要。

1、以“公共利益诉求”为主

    “春运”期间借助铁路运输实现“回家”诉求的乘客以低收入的“打工者”为多，受“春运价格”影响比较大，而目前这一群体恰恰是需要社会关注的主要对象。一方面，他们多数家处农村山乡，所能够借助的其他交通工具既不十分便捷，经济成本和时间消耗也比较大（飞机票价高，且机场多设于大中城市，汽车线路少、成本负担不稳定，且常需辗转换乘、费时费力）无法作为他们实现需求满足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他们从相对偏远的地区到城市长期打工，受亲情交流或家事处理需要的影响，定期与家人见面的诉求十分强烈，平时受收入条件和工作要求约束无法实现。借春节期间国家规定的“长假”和中国传统的“年文化”需要之机，借助相对便捷的铁路运输，在“春运”期间返乡，已成为他们解除内心焦虑、平衡家庭内外需求冲突的规律性选择。因此，对于 “春运”的价格调整，他们表现出的关注十分强烈。温家宝总理近期在答记者问时曾经强调指出，他们是当前政府主要关注的对象，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当前社会“公共利益诉求”的主要体现。

2、以“公共选择”方式为好

    以“公共利益诉求”为主的决策当然以“公共选择”的方式为好。这也是当年各界（包括学术界）人士都认为应该举行“价格听证会”，以“价格听证”的方式进行“春运”价格决策选择的主要考虑。这种考虑不仅在于体现决策方式的明显变化，更缘于其所表现出的“公共选择”方式的实质。“公共选择”的目的在于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使决策尽量兼顾社会多方面的利益，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方的需求满足。从如今民众对“春运价格”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公众十分关注政府部门对“公共利益诉求”的态度并希望政府考虑到价格决策对于他们的影响，“春运价格”政策的调整无疑以应用“公共选择”的方式为好。

3、以“公众满意”为本

    确定了以“公共利益诉求”为导向，采用了“公共选择”的方式，自然也应该以“公众满意”作为衡量其成效的基本标准。社会公众近几年来几乎年年都有抵制“春运涨价”的行为活动，他们或以诉诸法律的方式，或以联名提案的方式，对“春运价格”决策方式的实质和结果进行质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公众对延续多年的“春运价格”问题的处理结果是不满意的，反映出社会民众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和对合理应用“公共选择”方式的关心，其指向不仅针对行政部门决定的合理性，更在于能否真正实现“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的主张。公共决策必须考虑社会公众实际满意程度，必须坚持以“公众满意”为衡量公共利益问题是否得到合理解决的标准，以适应现阶段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二）以低成本补偿和资源效率为价格确定的导向

    公共品一般是由政府实行价格管理的，亦称公共定价。从公平性和效率角度出发，政府一般倾向于应用完全成本定价的方法确定公共品价格。但由于当前我国面临资源相对匮乏和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笔者以为，应该从调节收入分配和提高公共产品效率出发考虑定价问题。准公共物品的价格确定应该以有条件的低成本补偿或消费转移引导为重点，以实现资源节约和对某些特定消费者的利益保障。

1、资源节约的导向

    对于资源需求集中或供应紧张的公共品，从节约资源、缓和“拥挤性”考虑，可采取抑制部分消费行为的价格导向。如在节日运输期间对需求集中或供应紧张的铁路客运线路或车次采取列车编组以普通车厢为主，产品供应以普通座位或硬席卧铺为主，工作业绩目标以增加实际客运乘载量为主，车票价格随运行车速、车厢豪华程度和卧铺等级的提高递增的作法。分别实现顾客时间节约和运营部门能源节约的不同目标。促使民众节约消费，使有限的社会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需求满足效果。

2、资源有效利用的导向

    面对消费集中问题，可用消费方式转移引导公众的消费行为改变，争取实现资源更加有效的利用和环境改善。如开发使用清洁能源（如太阳能）的机车，积极发展城市之间的铁路运输。开通大中城市城际列车、旅游景区直达列车、人口密集区固定线路定时班车、节假日临时列车的作法。根据区域、距离和行驶时间有层次地合理分流乘客。最大程度地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益，提高机车和线路利用率，降低能源消耗，减轻节日压力。

3、低成本补偿的导向

    对于多数农村及边远地区的消费者无法进行另外选择的铁路“春运”，可以低成本补偿的方式保证其正当的消费需求满足。即由政府部门在核算成本的基础上，对某些线路和基本的产品供应——如火车一般硬席座位、长途硬席卧铺制定比较低的价格，实现政府 “成本补偿”而非“盈利增加”的导向目标。还可以根据城市“公共交通”的思路设计运输线路、停靠站点和车票价格，倡导铁路公共交通。这一点，近期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公交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铁路部门可以有所借鉴。

（三）以往听证“走形式”的作法不宜提倡

    在我国，有关方面曾经就“春运涨价”问题进行过一些听证，但当时外部听证会上几乎是一边倒 “赞同”涨价的听证结果令社会公众非常不解甚至反感。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参加听证的代表受利益相关部门的影响颇多，不是来自公众的推荐或民主的选择，其代表性有局限；另一方面实际论证过程中不真正重视民众代表作用和他人提出的反对意见，立足于“走形式”的因素影响很大。

1、广泛、认真地听取各方意见不够

    前期举办价格听证反响不好的主要原因在于不是没有“听”，而是没有认真地“听”；只有形式上的“听”，没有实质上的“听”。 具体表现为：

    广泛邀请相关人士参与听证不够。由于实际上由政府相关部门确定听证会参与人员，所确定的多是行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或由其认可的外部人士，受利益关系或情面关系影响，随声附和者众，认真思考者少；考虑部门利益或收益者重，考虑产品性质和社会公正立场者少。当年没有请那位最早提出“春运涨价不合理”观点的律师参与听证，根据吴敬琏先生此次发表意见内容可知，此次“不涨价”的方案也没有请先生参与论证，可见在听取意见的广泛性方面明显存在欠缺。

    听取不同意见的认真程度不够。据笔者所知，当时某些部门在征求意见时还有不认真地听取不同意见的问题。其作法是对来自一些方面的反对意见有意忽略，将不同意见 “过滤”了（笔者当年曾经应有关部门之邀参与内部论证，看到了有关部门事先准备好的、厚厚的支持涨价的文字资料，估计是为我等投赞成票并以此来帮助说服社会公众而准备的。当时我根据前述理由明确提出反对“春运涨价”的意见，也许是我提出的观点在邀请方听来有些“逆耳”，我的反对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当然也没有邀请我作为代表参加后来的公开听证）。因此，不能说这种“听证”是认真地听取了不同意见的。

2、采用的是“取”而后“听”的决策方式

    另外，实际还有作法上“取”而后“听”、结论先行，在“听”和“取”的关系方面本末倒置的问题。当年的听证会，尽管形式上注意了“听”，但对于“取”的选择，有关部门已经事先内部决定。从基本决策方案、材料准备、代表由相关部门确定和会议召开的实际方式来看，听证会基本上属于“走过场”，事实上并没有先“听”而后“取”的意思，自然， 关于“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也无从论证。在此情况下，不同意见无法得到充分的阐述，没有得到认真沟通并详细论证的待遇，形成的结果难以准确反映社会公众的真实意愿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的听证被百姓喻之为“认认真真走形式”，这应该算是客气的，从公共决策和公共利益维护角度评价，有关部门的这种作法应该被归入“渎职”的范畴才更贴切。

三、应该重视民众呼声和公共利益维护问题

    笔者以为，目前国内类似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误将应该属于公共决策的问题置于市场决定的理由之下，从而忽略社会公众反应，使利益部门的意见在决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位置。这是不正常的。是缺少公共利益维护方面思考的表现。

（一）应该更加全面地听取各方意见

    在对公共品或准公共品进行价格确定的公共决策过程中，在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国是”决策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在决策过程中应该多方听取意见，不仅需要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也还需要特别注意听取来自社会民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1、注意更多地听取一般民众意见

    铁道部作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政府行政部门，“春运”期间向全社会提供的、目前还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特点的运输产品，鉴于在此类产品的价格制订与调整中受价格波动影响的主要为一般民众，因此当然应该更多地听取这些民众的意见。一方面此类产品的消费目前还属于民众日常生活中需求满足的基本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对此类价格变动问题的敏感度高。其他部门在面对类似决策时也同样需要注意这一问题。

    反思起来，由于目前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所处地位和享受生活待遇的不同，对社会公众的疾苦了解不够，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常常与民众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矛盾甚至冲突，使人感觉在立场上与一般民众拉开了差距，难以设身处地的为社会公众着想，甚至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有违于公共利益的立场，自然难免因此而受到公众的质疑。

2、更加重视相关社会群体的呼声

    对于事关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不仅应该听取民众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应该听取受其决策行为影响比较大的社会群体的意见与呼声。在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社会收入水平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尤其应该关注那些相对收入较低、对商品价格和公共品价格都相对敏感的人们的感受。在“春运价格”问题上，特别应该认真听取那些家处农村、身在“异乡”的“打工者”的意见。由于价格调整与他们的利益损益相关度比较高，他们的感觉才是真实和确切的。他们多数属于这个社会中的困难群体，他们遇到的问题所折射出的正是我们目前需要重视的民生问题。

（二）以公共利益维护为基本取向

    对于属于公共决策性质的政府部门决策，当然应该更多地从公共利益维护考虑而不是以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益为着眼点。笔者以为，目前需要鼓励的是：

1、实质性地注意民生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此次“两会”之后答记者问时曾明确指出：在中国城乡，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解决民生问题要首先着眼于困难群体。铁道部此次关于“春运不涨价”的表态明确而坚决，是一个非常受社会公众欢迎的决策。也是对温家宝总理关于关注民生问题观点的良好注释。标志着政府部门在“春运价格”问题上摒弃了以往片面考虑自身运营所面临压力的作法，变拘泥于自身利益为着眼于社会公共利益，在决策方面对社会公众的呼声给予了切实的重视，赢得了媒体和公众的好评。反映出他们确实开始实质性地注意民生问题，着眼于实现解决民生问题的目标，确实值得支持并鼓励。

2、公共政策取向着眼于维护公共利益

    从近期中央及地方一些地区或部门的决策趋向看来，走出单纯考虑政府业绩或部门利益的价值取向误区（这是目前我们很多地方和部门仍然坚持并对政府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的重大问题）、重新审视政府决策基点的趋向比较明显。前有中央对“三农问题”的系列决策，后有国家环境保护指标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的措施考虑；在北京实施发展城市公交、降低民众出行成本的举措之后，铁道部又有目前状态下坚持“春运不涨价”的允诺。笔者以为，上述一系列作法，显示出了政府部门在政策取向上的改变，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不仅表现出决心，而且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多有行动。

    全国政协代表提案和铁道部“春运不涨价”决定在引来社会公众和媒体普遍赞同的同时，却引来了吴敬琏先生的反对意见。笔者以为，就此与吴敬琏先生（包括那些支持按市场“供求关系”调整铁路春运价格的经济学家们）商榷，既有探究产品性质认定及市场经济规律作用范围方面的理论意义，也有倡导政府决策走出部门利益怪圈、坚持公共利益维护和公共决策立场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E·S·萨瓦斯著.周志忍译.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C· V·布朗，P·M·杰克逊著. 张馨主译.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著.董勤发译.比较财政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詹姆斯·布坎南著. 平新乔，莫扶民译.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5詹姆斯·布坎南.供给经济学的紧缩理论[M].美国经济评论，  1975（5）

6杨静，公共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及定价策略  湖北  《科技创业月刊》  2006。5

7杨凤祥，经济学原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8黄恒学，公共经济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与吴敬琏先生商榷之五

    在吴敬琏先生提出对“春运不涨价”的方案“不知情、不赞同”的观点之后不久，铁道部再次发布“春运车票不涨价”的信息，似乎在高调回应先生的质疑。笔者觉得，由于目前的“春运”并不具有明显的私产品特点，因此，先生简单地以“市场供求关系”作为价格调整依据是不当的。先生“不赞同”的意见固然应当作为一家之言予以考虑，但对此类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更应该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以注意保持维护公共利益的立场为宜。

一、        应当广泛、认真地听取各方意见

    众所周知， 关于“春运涨价”当初曾经进行过形式上的听证，但当时听证会上几乎一边倒的“赞同”声音令广大公众非常反感，以至于后来社会公众将这种形式的“听证会”戏称为“听涨会”。究其原因，一在于参加听证的代表受利益相关部门的影响颇多，不是来自公众的推荐或民主的选择，其代表性有局限；二来决策过程中并没有真正重视民众代表的作用和他人提出的反对意见。

（一）不是没有“听”，而是没有广泛、认真地“听”

    广泛邀请相关人士参与听证不够。由于实际上由政府相关部门确定听证会参与人员，所确定的多是行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或由其认可的外部人士，受利益关系或情面关系影响，随声附和者众，认真思考者少；考虑利益或收益者重，考虑公正立场者少。当年没有请那位最早提出“春运涨价不合理”观点的律师参与听证，根据先生的谈话可知，此次“不涨价”的方案也没有请先生参与论证，可见在听取意见的广泛性方面明显存在欠缺。

    听取不同意见的认真程度不够。据笔者所知，在听取意见方面不仅有广泛性不够的问题，还有不真诚地听取不同意见的问题。其作法是对来自一些方面的反对意见有意忽略，将不同意见 “过滤”了（笔者当年曾经应有关部门之邀参与内部的论证，看到了事先准备的、厚厚的支持涨价的资料，估计是为我等投赞成票并以此来帮助说服社会公众而准备的，当时我根据前述理由明确提出了反对“春运涨价”的意见，也许是我的观点在邀请方看来欠缺说服力，我的不同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当然也没有邀请我作为代表参加后来公开的听证）。因此，当然不能说这种“听证”是认真的。

（二）问题出在“取”而后“听”而不是“听”而后“取”

    实际上，当年的听证会，仅形式上注意了“听”而已，对于“取”的选择，有关部门已经内部决定。从基本决策方案、材料准备和代表由相关部门确定的作法来看，听证会基本上属于“走过场”，事实上并没有先“听”而后“取”的意思，自然， 关于“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也无从论证。在此情况下，不同意见无法得到充分的阐述机会和认真沟通并详细论证的待遇，形成的结果难以准确反映社会公众的真实意愿也就不足为怪了。

    思考到此处，我又不禁暗暗为先生庆幸，可能当年先生对涨价方案也不知情，如果先生在那种条件下受邀参与意见而推动“涨价”， 难免有“捧场”之嫌，可能有损先生“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之声誉。

二、        更应该听取社会民众的意见与呼声

    正如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所阐述的观点——政府应该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必须秉持公仆精神，必须着眼于解决民生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以为，在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国是”决策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在决策过程中不仅需要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更应该注意积极听取来自社会民众的意见。

（一）应该更多地听取一般民众的意见

    铁道部作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政府行政部门，“春运”期间向全社会提供的、目前还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特点的运输产品的价格变动，受影响的主要为一般民众，因此当然应该更多地听取这些民众的意见。毕竟它目前仍然属于民众衣食住行问题中的一个基本部分。其他部门在面对类似决策时也同样应该注意这一问题。

    反思起来，由于目前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所处地位和享受待遇的不同，对社会公众的疾苦了解不够，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常常与民众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矛盾，使人感觉在立场上与一般民众拉开了差距，难以设身处地的为一般民众着想，甚至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有损于公共利益的立场，自然难免因此而受到民众的质疑。

（二）应该重视受决策行为影响比较大的困难群体的呼声

    对于事关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不仅应该听取民众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应该听取受其决策行为影响比较大的困难群体的意见与呼声。在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社会收入水平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尤其应该关注那些相对收入较低、对商品价格和公共品价格都相对敏感的人们的感受。在“春运价格”问题上，特别应该认真听取那些家处农村、身在“异乡”的“打工者”的意见。由于价格调整与他们的利益损益高度相关，他们的感觉才是真实和确切的。他们多数属于这个社会中的困难群体，他们遇到的问题折射出的正是我们目前所需要重视的民生问题。

三、铁道部此次表态顺应民心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温家宝总理在此次“两会”之后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在中国城乡，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解决民生问题要首先着眼于困难群体。铁道部门此次关于“春运不涨价”的表态明确而坚决，是对温家宝总理关于关注民生问题观点的良好注释，笔者以为，这一决策传递出的信息是：

（一）政府有关部门确实开始实质性地注意民生问题

    铁道部此次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在“春运价格”问题上屏弃了以往片面考虑自身运营所面临压力影响的作法，变拘泥于自身利益为着眼于社会公共利益，在决策方面对社会公众的呼声给予了切实的重视，赢得了媒体和公众的好评。反映出他们确实开始实质性地注意民生问题。值得支持并鼓励。

（二）在公共政策取向方面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趋势转变

    从近期中央及地方一些地区或部门的决策趋向看来，确实有走出单纯考虑政府业绩或部门利益的价值取向误区（这是目前我们很多地方和部门仍然坚持并对政府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的重要原因）、重新审视政府决策基点的趋向。前有中央对“三农问题”的系列决策，后有国家环境保护指标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的措施考虑；在北京实施发展城市公交、降低民众公交出行成本的举措之后，铁道部又有目前状态下坚持“春运不涨价”的允诺------。笔者以为，上述一系列作法，显示出了政府部门在政策取向上的改变，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不仅有决心，而且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多有行动。

    民众对“春运价格”问题的关注说明，对于类似的决策，需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遵循“公共选择”的方式，实现其 “成本补偿”而非“盈利增加”的目标。如果仅仅从所谓的“市场供求关系”角度考虑，给广大社会公众带来的利益损害可能会非常明显。今后，在社会转轨时期的基本经济条件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为促进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深化与社会和谐发展同步，尽量避免行政决策和国家政策导向失误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风险出现， 应尽可能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及时征询并吸取公众的意见。

                                                 蒋泽中   2007．3．31

                                              ——与吴敬琏先生商榷之四

    笔者还要就“春运价格”问题与吴敬琏先生商榷。

    据媒体报道，今年“两会”期间，在一次全国政协经济界别的小组讨论上，吴敬琏对今年政协的提案工作报告个别地方提出意见时说：“我听了报告才知道，春运不涨价的决策里有政协委员提案的功劳。但我想说的是从来没有人就这个提案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春运不涨价方案出台后，传媒一片叫好声。其实对于春运不涨价的提案，多数经济学家不赞同。因为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其实质是一种价格扭曲，将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价格由供求决定，而不是由道德决定。对于打工者可通过其他办法给予补偿，如补贴等”。

    可以看出，先生在这里表示的意思是：1、春运不涨价方案的出台他不知情；2、他不赞同春运不涨价，多数经济学家也不赞同；3、“春运价格”应该根据供求关系调整，对于价格上调带来的部分人支出负担增加可以借助其他方式给予补偿。笔者以为，在这里，先生主张“春运价格”应按照“供求关系”进行调整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春运”目前尚不是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产品，因此，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调整价格的观点有失偏颇。其价格选择或调整的决策应侧重“公”（公共利益与公共政策）的需要。

一、         目前“春运”所提供的不属于完全市场化条件下的商品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是毋庸质疑的，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铁路“春运”是否已经构成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即经济学中所说的私产品）。笔者以为，我国目前的铁路“春运”实质有应用公权力运作、大量占用公共资源、对公共利益影响大、社会公众关注程度高的特点，因此，尚不是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产品。“春运价格”问题所折射的实际是目前已经引起中央政府重视的民生问题。

    首先从部门归属方面看，其实际负责部门的性质为国家行政部门。众所周知，负责铁路建设和营运的部门是铁道部，而从铁道部的行政隶属关系（隶属于国务院的行政部门）和运作方式（其主要投资来自于国家财政，全国的运营基本由铁道部掌控，下面的各路局主要对铁道部负责）可以看得很清楚，铁路部门目前在性质归属上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实际上，以“春运”需求增加造成投入增加、经营成本增加、效益下降的理由要求调高价格以保证利润的诉求依据属于企业——营利性经济组织的要求，而铁道部作为国家行政性部门，不应有经营以牟利的诉求，当年以成本与效益的理由提出调价是明显不当的，现在以市场规律的名义或供求关系的理由要求价格调整同样没有道理。

    其次，从生产运营与资源配置方面看，铁路部门主要依靠的依然是国家行政力量而不是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铁路部门不仅投资依赖于国家财政，其对资源的占有与调配主要依据的也是政府或其他部门的行政力量，铁路的修建和运输线路的制定或调整，都属于国家的重大决策而非单纯企业行为（如近期的青藏铁路修建与通车）。因此，其调价行为也应该属于国家的重大公共决策行为，而不能仅以某个企业的名义，以所谓“市场供求关系要求”来推动。

    事实上，近几年来国家财政对铁路的资金投入还在增加，但有关部门并未披露对铁路部门在经营指标、盈利幅度、投资回报等方面的情况，其实际运营和资源配置的性质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为特点并无本质方面差异。如果一方面以国家计划的形式和行政力量配置资源，一方面又以市场供求关系作为价格调整理由，其行为必将造成资源配置与运营模式的扭曲，是明显与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不符的。在没有完成向“以市场经济模式配置资源”方面转变的改革目标之前，依然适宜采用由国家有关部门按公共政策需要实施调控以照顾社会公众利益诉求的举措。

    再次，从产品或服务方面看，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仍然具有非竞争性特点。目前铁路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并未实质性完成，其有效率的生产运营实际由政府主管下的行政部门（铁道部）组织提供，产品与服务的非竞争性特点十分突出。由于长期由国家承担投资和具体建设任务，对于其已经形成的网络布局与站点、线路，市场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可与之一较短长的竞争对手或替代品，没有谁能够在长距离旅客运输和地域覆盖等方面与其构成实质性的竞争或替代。多数“打工者”在春运返家的问题上也几乎没有另行选择的余地（也因此，尽管春运期间铁路部门没有能够有效解决大量出现的有票无座、乘坐环境差、服务下降问题，公众依然需要以全额票价的代价乘坐，有些乘车者由此提出经济性补偿要求但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这也是民众目前如此关注“春运价格”问题的缘由所在。一旦有了能够发挥替代作用的产品或服务，他们自然会通过比较进行选择。

二、“春运”应重视“三公”问题

    这里所讲“三公”是指公共利益诉求的需要、公共选择的方式、公众满意的标准。由于“春运”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尚不属于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因而决定了其价格也不应该由所谓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笔者认为，由于目前有其他私人无法提供、行政部门实际掌控投资与经营活动、且政府实际控制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特点，社会上的其他投资者尚无法实质性进入这一领域，受一般公众长途运输保障的需求和铁路运输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点影响，“春运”目前在价格调整、产品改善方面应该从公共利益诉求满足、公众满意角度出发，应用“公共选择”的形式，适应现阶段社会公众的需要。

（一）以“公共利益诉求”为主

    “春运”期间借助铁路运输实现“回家”诉求的乘客以低收入的“打工者”为多，受“春运价格”影响比较大，而目前这一群体恰恰是需要社会关注的主要对象。一方面他们多数家处农村山乡，所能够借助的其他交通工具既不十分便捷，经济成本和时间消耗也比较大（飞机票价高，且机场多设于大中城市，汽车线路少、成本负担不稳定，且常需辗转换乘、费时费力。），无法作为他们实现需求满足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他们从相对偏远的地区到城市长期打工，受亲情交流或家事处理需要的影响，定期与家人见面的诉求十分强烈，平时受收入条件和工作要求约束无法实现。借春节期间国家规定的“长假”和中国传统的“年”文化需要之机，借助相对便捷的铁路运输，在“春运”期间返乡，已成为他们解除内心焦虑、平衡家庭内外需求冲突的规律性选择。因此，对 “春运”的价格调整他们表现出的关注十分强烈。正如温家宝总理近期答记者问时强调指出的，他们是当前政府主要关注的对象，是体现当前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

（二）以“公共选择”方式为好

    以“公共利益诉求”为主的决策当然以“公共选择”的方式为好。这也是当年各界（包括学术界）人士都认为应该举行“价格听证会”，以“价格听证”的方式进行“春运价格”决策选择的主要考虑。这种考虑不仅在于体现决策方式的明显变化，更缘于其所表现出的“公共选择”方式的实质。如果以纯粹的企业行为行事，自主选择调整与不调整就是了，何必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地举行进行“听证”？何必一定要走“听取社会公众意见”的形式？“公共选择”方式的目的在于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使决策尽量兼顾社会多方面的利益，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方的需求满足。从如今民众对“春运价格”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公众仍然在关心政府部门对“公共利益诉求”的态度，“春运价格”政策的调整无疑以应用“公共选择”的方式为好。

（三）以“公众满意”为本

    确定了以满足“公共利益诉求”为导向，采用了“公共选择”的方式，自然也应该以“公众满意”作为衡量其成效的基本标准。社会公众近年以来几乎年年都有抵制“春运涨价”的行为，他们或以诉诸法律的方式，或以民众提案的方式，对“春运价格”的决策方式的实质和结果进行质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公众对延续多年的“春运价格”问题的处理结果是不满意的，反映出社会民众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和对合理应用“公共选择”方式的关心，其指向不仅针对行政部门决定的合理性，更在于能否真正实现“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的主张。公共决策不考虑社会公众实际满意程度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坚持以“公众满意”为衡量公共利益问题是否得到合理解决的标准，才能适应现阶段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否则是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拥护的。

    “春运”是否应该涨价的争议已经有数年之久。此次政协代表提案和铁道部“春运不涨价”的决定在引来公众和媒体普遍赞同的同时，却引来了先生的反对意见。笔者以为：先生有权就此问题提出学术看法，其它学者也尽可就此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但是应该注意以促进政府决策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为主要方向！

                                              蒋泽中　　2007．3．28